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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健 的博客

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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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73年10月生于福建省福清市。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为艺术的舞蹈——舞蹈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创造的奥秘——李维祀雕塑艺术研究》(岳麓书社,2007年),《我看易中天》(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艺术原理新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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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俗艺术的美学辩护——兼评孔庆东《电视传播的雅与俗》  

2010-03-23 10:02:03|  分类: 文艺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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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按:这篇旧文去年在新浪博客上贴出,不过三五天,我就把它删除了。时过半年,全然忘却。前日却偶然发现,有人在其他地方贴出这篇拙文,于是决定重新贴出。)

 

 

论通俗艺术的美学辩护

——兼评孔庆东《电视传播的雅与俗》

 

 

 

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实,一般学术研究中也有“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气。有的学者比较关注较为持久的“终极问题”,有的学者比较关注时代问题。以美学而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时代问题,主要有“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通俗(艺术)美学”等。从美学和艺术批评的角度为通俗艺术辩护,已成为当今世界学术的一股时代潮流,以翻译过来的论著看,美国理查德·舒斯特曼的《生活即审美》、埃伦·迪萨纳亚克的《审美的人》、英国约翰·凯里的《艺术有什么用》等,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国美学家和批评家,尚未有这方面的系统性理论著作,但局部的辩护也有不少,如为通俗文学“正名”,竭力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北京大学孔庆东先生的金庸研究即为著例。此文的缘起,就是由于偶然发现孔庆东发表于2009年6月10日的博客文章《电视传播的雅与俗》[1],拜读之后,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因而希望联系这一“时代精神”,作文加以探讨。

通俗艺术,又称大众艺术,对应于高雅艺术或精英艺术。实际上,它们还有一对不太常用的称呼,即“低级艺术–高级艺术”。本来,“通俗艺术–高雅艺术”本身就或多或少寓有一种褒贬之义,而“低级艺术–高级艺术”这对概念体现出的明显的等级论倾向,尤为通俗艺术的研究者所不满,因而在一般学术论著中,“低级艺术–高级艺术”这对概念很少被采用。对通俗艺术的主要辩护方式大致就是,认为以往的美学研究,基本上只考察博物馆所收藏、美术馆所陈列的作品,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世界名著”;以往美学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并没有给通俗艺术以应有的一席之地。然而实际上,通俗艺术丝毫不比高雅艺术“低下”或“低级”。不仅如此,在某些新锐的美学家看来,通俗艺术或大众艺术,乃是高雅艺术或精英艺术的源头活水。舒斯特曼在《生活即审美》中陈义更高,认为通俗艺术将会促使当代社会的“审美经验的复兴”[2]。这一辩护,涉及三个问题:⑴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的关系;⑵通俗艺术的艺术价值;⑶通俗艺术的社会功能。笔者以为,在这三个问题上,通俗艺术的美学辩护都是不成功的。

为何要为通俗艺术辩护?显然是由于在辩护者看来,通俗艺术遭到以往的美学的不公平对待。为通俗艺术辩护的学者认为,抬高高雅艺术,贬低通俗艺术,这里体现了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这种反驳是无效的,原因很简单,在以往的美学视野中,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根本不存在这种假想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举例来说,宋词和元曲,流行于市井之间,可谓“通俗艺术”[3],然而在当初,有大量文人积极参与;在现在,我们把它们视为重要的文学形式,甚至认为其中颇多“经典”作品。我们确实可以说,以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对通俗艺术表现出较少的关注,但关注较少并不等于全然忽视。何以故?首先,一种真正站得住脚的美学或文艺理论,都具有普遍性,理论之所以为理论,就在于它不允许有“例外”。按照这种对理论的标准,对待通俗艺术,仅有两种可能:要么主张通俗艺术根本不是艺术,将它彻底排除于美学研究领域之外;要么把通俗艺术纳入其中,作为艺术的一类,使美学理论或美学命题涵盖通俗艺术。以往的美学史表明,美学家们多半选择了后者。如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声称:“我们目前所要寻找的那些基本特征却是那些适合于所有艺术种类的特征。”[4]可见,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的关系,与其说被当作对立的“二元”,不如说被视为艺术中的“两类”。因此,指责以往的美学只研究精英艺术或高雅艺术,纵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也是一种强加于对手的观点。其次,不可否认,以往的美学与艺术理论较少关注通俗艺术,然而这种现象,实为不得不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我们知道,通俗艺术或大众艺术的崛起和繁荣,与工业社会、民主社会密不可分[5]。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方有大众艺术的相伴而生,既如此,岂能强人所难,要求以往的美学家未卜先知?

为通俗艺术辩护的第二个主要表现,就是认为通俗艺术并不“低级”,通俗艺术的价值并不逊色于高雅艺术。认定通俗艺术的艺术价值不高,只是美学精英们的一种“偏见”。这是几乎所有辩护者都持有的观点。孔庆东先生在《电视传播的雅与俗》中说道:“我当初以金庸作品研究为副业,写了点研究金庸的文章,受到多大的压力啊。王八蛋们都拿这个事情来批评北大,说北大堕落了,北大的老师研究金庸!搞得北大领导都很自卑。其实看不起金庸的王八蛋们,没有一个是对文学真正感兴趣的,都是拿着文学在搞阶级斗争,凡是中国人民喜欢的,他们一律反对就是了。其中大多数根本没读过金庸,口口声声说金庸不如托尔斯泰,其实托尔斯泰他们就更没读过了,明白了吧?盲目反对金庸的人首先是小人和骗子,跟反对鲁迅的人有很大的重合。真正严肃的学者,假如没读过,人家就不会发言。”然而,在孔先生“嬉笑怒骂”的这段话里,显然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与大多数为通俗艺术辩护的学者一样,孔先生的这段话有个明显的逻辑混淆。按照孔先生的倾向,拿破仑与我将没有任何差别。诚然,在“人格”上,我与拿破仑是平等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与拿破仑一样,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但是在人格的“伟大”与否,即价值的大小或高低上,我与拿破仑显然是有区别的。同样地,从知识、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通俗艺术并不比高雅艺术有何“低下”。这两种研究,就其作为研究活动而言,仅有“研究对象”的不同,易言之,仅有“事实”上的区别,却不存在先天的价值高低之分。谁会主张研究天体物理学比研究昆虫更有价值?研究古龙并不比研究卡夫卡逊色,只要研究得好,比如有独到的发现,没准古龙研究的价值更高。因此,孔先生研究金庸小说,当然并不是什么“堕落”,并不是丢北大的脸,北大领导不必因此而“自卑”,何况这种研究颇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但是,科学上的研究价值并不等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艺术作品本身而言,艺术价值当然有高低之分啊!你非要说孙楠的歌唱与傅聪的钢琴演奏在音乐价值上处于同等地位,这似乎是“平等”了,其实是陷入了价值判断上的“相对主义”。艺术价值当然是可以比较的,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评奖机构可以设立的一个原因;比较艺术价值,并无“不公平”或“偏见”之嫌。我们肯定通俗艺术有意义,有研究价值,并不意味着非要说它的艺术价值与高雅艺术完全平等。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逻辑区别,包括孔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却都没有注意到。

因此,孔先生说:“其实看不起金庸的王八蛋们,没有一个是对文学真正感兴趣的,都是拿着文学在搞阶级斗争,凡是中国人民喜欢的,他们一律反对就是了。其中大多数根本没读过金庸,口口声声说金庸不如托尔斯泰,其实托尔斯泰他们就更没读过了,明白了吧?”这显然是毫无根据、过于随意的言论。孔先生试图让人“明白”,其实自己的言论相当“糊涂”。既然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有高低之分、文学成就有大小之分,那么,当我们发现了一个比金庸小说更高、更广的文学境界时,为何就不能“看不起金庸”(孔先生的所谓“看不起金庸”,所指当是“看不起金庸小说”)?凭什么断定那些看不起金庸小说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对文学真正感兴趣的”?难道就不能是由于对文学太感兴趣了,以至于感到金庸小说这碟小菜无法满足我们的胃口?凭什么断定那些“看不起金庸”的和“说金庸不如托尔斯泰的”,都是既没有读过金庸又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呢?这真是太武断了。难道“金庸不如托尔斯泰”这个结论,不能够是既读了金庸又读了托尔斯泰后做出来的判断?得出这一结论,难道就是“盲目反对金庸”?孔先生这一断言,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只要你读了金庸和托尔斯泰,就必定不会认为“金庸不如托尔斯泰”,而如果你还这样认为,那就是“盲目”。可这逻辑是何等的古怪啊!至于孔先生试图用“王八蛋”、“小人和骗子”堵住批评金庸小说之口,显然太蛮横或太霸道了。难道我们就没有表达自己的文学兴趣、发表自己关于文学的看法的权利?至于说那些不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是拿着文学在搞阶级斗争”,更是不知所云。我们确实曾经“拿着文学在搞阶级斗争”,但是,那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去看待文学艺术,而我们这里谈论的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易言之,是从美学的角度看待文学艺术。孔先生似乎又一次混淆了逻辑,把两种看待、评价文艺的方式混为一谈了。

孔先生还有一句话,“凡是中国人民喜欢的,他们一律反对就是了”。这句话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这是孔先生为强化自己言论力量的说辞。不言而喻,既然孔先生自己研究金庸小说,那自然是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者,是广大喜欢金庸小说的“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有了“中国人民”这一强有力的后盾,孔先生便已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了。既然金庸小说是“中国人民喜欢的”,那么,如果有人“反对”金庸小说,就是与“中国人民”的趣味过不去。愿意和胆敢“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孔先生这句话一摆出来,不少想要“反对”金庸小说的人,就此噤若寒蝉也未可知。第二,笔者斗胆猜测一下,孔先生大概是把“中国人民喜欢的”或“大众欢迎的”,视为评判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的一个标准了。这就涉及为通俗艺术辩护的第三个问题,即通俗艺术的社会功能。

为通俗艺术辩护的学者,往往把社会功能或社会效应与艺术标准混为一谈,把通俗艺术的社会效应当作其艺术价值的等价物。通俗艺术或大众艺术,一般说来,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较之高雅艺术或精英艺术,拥有庞大得多的接受群。因此,通俗艺术具有极大的社会效应,相应地,通俗艺术也有着传播艺术与文化的极大的社会功能,可谓功德无量,正是由于看到这一点,孔庆东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鲁迅’,而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张恨水’。”这句话与舒斯特曼“通俗艺术促使审美复兴”的观点如出一辙。然而未必能够成立。首先,通俗艺术的社会效应与社会功能之大,并不能说明通俗艺术的艺术价值之高。不是有“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之说吗?再者,纵然是为通俗艺术辩护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通俗艺术或大众艺术良莠不齐,其中有许多“伪艺术”。托尔斯泰这位反对“曲高和寡”、强调通俗艺术之功能的文豪,也曾在《艺术论》中指出:“在最近的艺术品中,艺术竟已丧失了其应有的全部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艺术的相似物。”[6]托翁这里固然是谴责“上层阶级的艺术”的堕落,然而众所周知,在大众艺术或通俗艺术中,“伪艺术”或“艺术的相似物”更是触目皆是。不言而喻,设若通俗艺术能够“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和促使“审美复兴”,其必要前提是,它不止是“艺术的相似物”。如果通俗艺术一概平庸无比,那我们又拿什么去“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促使“审美复兴”?显然,这时就需要高雅艺术或精英艺术的引领和提升。试问,俄罗斯若有所谓的“审美复兴”,到底是表现为出现了文学上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还是表现为通俗文学的繁荣?答案当然是前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假如没有一个鲁迅,纵有一百个张恨水也未必能够“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 通俗艺术有强大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功能,这无疑值得研究,甚至不妨为通俗艺术进行美学辩护,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无限夸大通俗艺术的价值、地位和作用。 

 

 



[1] 孔庆东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dlsx.html

[2] 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与生活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章。

[3] 宋词和元曲,大体上可视为“通俗艺术”,但它们并不是“大众艺术”。在这里,通俗艺术与大众艺术不能等同。依笔者浅见,宋词和元曲最好称之为“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相对。“民间艺术–文人艺术”,大致相当于前工业社会的“大众艺术–精英艺术”。

[4]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5] 可参看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6] 托尔斯泰《艺术论》,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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