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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健 的博客

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日志

 
 
关于我

1973年10月生于福建省福清市。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为艺术的舞蹈——舞蹈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创造的奥秘——李维祀雕塑艺术研究》(岳麓书社,2007年),《我看易中天》(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艺术原理新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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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目的(3)  

2007-02-05 10:21:43|  分类: 胡思乱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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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想想也是,如果不是靠了变成作者,一个读者还有什么办法使自己“活得更加丰富”?生活总是人的生活或心灵的生活,这没错吧?那么,要想变换一种生活,除了变成另一个人或者换一颗心灵,莫非还有其它更直接更有效的途径?其实,如果仅仅是“变成他人”,那么这件事情既不是多么神秘,也不是多么困难。它甚至用不着“一学就会”,毋宁说它乃是人人生而有之的一种天赋能力,打娘胎里就带来了的。假如一个儿童没有这种能力,他几乎不能学到任何知识。儿童是通过模仿大人来学习的。近代科学之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知识起源于模仿。模仿是什么呢?模仿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试图“变成他人”,难道还会有其它的解释?

先前,有一些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或者在欣赏自然的时候,最容易产生这种“变成他人”、“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物我同一”的体验。比方说,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化身为贾宝玉或林黛玉。于是我们便会觉得,他或她竟然说出了本来一直隐藏在我心里的话,而他或她在某一时刻的感觉我也曾经有过;当林黛玉唱出葬花吟时,我们和她一样的伤心欲绝,当贾宝玉写下林四娘诗时,我们和他一样的愤愤不平。再比如林黛玉的葬花吟,花即是人,人即是花。心理学家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移情”。随后,有些哲学家发现,不但理解艺术需要移情,理解人文学科的一切知识或理论也都需要移情(或体验),于是他们便把移情这个术语从心理学领域转移到哲学领域。后来又有一些哲学家发现,只要我们与人交往,只要我们试图理解他人,移情便是不可避免之事。于是哲学家们最终断定,移情乃是心灵所固有的一种基本结构。当我们读书时,移情更是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谓读书,也就是与一个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建立起思想交流关系或情感交流关系,移情不是理所当然吗?

可是,这就奇怪。既然移情乃是心灵的基本功能,那么按道理说,它应当只是读书的原始起点,何以我们竟要把它作为读书的最终目的?

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种移情或化身的现象。有些人习惯于将自己固定地想象为书中的某一个人物,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或王熙凤,自觉地使自己与他等同起来,与他共享命运的悲欢离合,想其所想,感其所感,悲其所悲,乐其所乐。有些人则用情不专,并不固定地移情于某一个人物,他一会儿变成宝玉,一会儿变成探春,一会儿变成贾母,一会儿变成晴雯,一会儿变成凤姐,他分身无数,变化无端,也就是说,他变成了作者。前一种移情是十分常见的、比较容易的;后一种移情则是相对少见的、比较困难的。前一种移情的对象在书上描写得好似雕塑形象一般清清楚楚、如在目前;后一种移情的对象却有如音乐旋律一般不拘一格、不主故常,而且将自身深深地隐藏在字里行间或文字的背后。前一种对象是可见的,后一种对象却是无形的。可见的事物只是假象,而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是作者,是作者的心灵。爱默生在很早以前就说过,“真正的诗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是造船的人。”真正的阅读,必须穿透文字之幕而与作者直接相遇。任何一个没有多少文学修养的读者,任何一个多愁善感的“自我审美”读者,都可以轻易地移情于某一个小说人物,其实他欣赏陶醉的多半还是自己。但并非所有的读者都意识到争取使自己成为作者的绝对必要性,也决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够将自己变成作者。移情于无形的作者无疑需要比较强大的心灵力量和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然而,移情于贾宝玉并不是读书的目标,化身为曹雪芹才是读书的目标。

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小说家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人物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位小说家在一生中也许只能创造出一两个人物典型,正因为如此,是否创造出全新的或深刻的人物,往往成为评价一部小说的指标之一。但是,尽管贾宝玉或林黛玉乃是曹雪芹最伟大的创造,理解了贾宝玉或林黛玉仍然不等于理解了曹雪芹。一个小说人物不过是作者心田的一道沟壑、灵魂的一种变形而已。如果我们只能发现一粒珍珠,我们将会错过整个宝库。如果我们只能欣赏一朵浪花,我们将会流失整道河流。如果我们眩惑于一座云堡,我们将看不到整片天空。我们必须掌握作者的全部构思和匠心,踏遍作者心灵空间的全部角落,体验到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全部丰富性,才能够说对作者有所了解。有一个叫克罗齐的意大利美学家说过,你要想理解但丁,你就必须将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意思就是说,除非你化身为但丁,你就永远也不能理解但丁的作品。这当然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至高无上的使命。古往又今来,东方与西方,有几个读者或作家达到了但丁的水平?但正因为它很难实现,而且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所以它不是起点而是终点,所以我们才把它当作读书的最终目的。假如不能够实现这一点,或者假如不能够朝这方面努力,我们甚至不能真正理解任何一部小说。比如,还说《红楼梦》吧。每个读者对《红楼梦》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读者都只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文本,每个读者都想提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看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列举了四种: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自传说。事实上远远不止这几种。这几种对《红楼梦》的解释基本上都出自精通考证的大学问家,他们深知无徵不信,孤证不立,故而当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这一切都与《红楼梦》本身毫不相干。只要他们不愿意超越自己的本性,不努力将自己变成小说的作者,就不可能对小说有“同情的理解”,而小说对于他们也就始终是异在的、陌生的。

不能理解一部小说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我们将不能理解除了小说以外的其它读物。小说,尤其是大师的小说,或者是杰出的小说,提供了最复杂、最深刻也最真实的人性洞察。按照我的个人趣味,小说是世界上最有意义也最有意思的读物。我从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得到的关于艺术家的知识,要超过阅读许多本艺术理论书籍的收获。我从雨果小说《九三年》中体会到的人道主义,似乎也比从哲学著作中所体会的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切身。恩格斯也说过,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中学到的东西,远远多于从当时的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恩格斯却并不是只读小说。世界上的读物除了小说或文学,还有科学、历史、宗教、哲学,除了偏于想象的著作还有偏于理论的著作。“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对于恋爱之事乃是最高的智慧,对于阅读之事却是最大的愚蠢。不想游遍天下名胜的旅游家,肯定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旅行家,而不想读尽世上好书的阅读者,也必定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阅读者。感伤主义者往往喜欢读小说,因为坊间流行的小说多如牛毛,他总能在小说中找到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人物,总能找到可以寄以同情的脆弱的心灵或简单的灵魂。遗憾的是他似乎只能阅读小说,充其量也只能阅读文学作品,而很难适应文学以外的其它读物。他只能用故事的形式来进行思维。如同一个从小就吃坏了胃口的孩童,他那挑食的胃口永远只能适应一种或少数几种食物。这样的阅读范围岂不是太过狭窄了吗?偏食的胃口往往导致营养不良,狭隘的阅读也容易造成精神营养不良。这样的心灵又怎么可能变得丰富起来呢?这样的读书还能叫真正的读书吗?

 

(六)

 

据我所知,有许多书痴或作家都曾公开表示过对理论性读物不屑一顾,尤其是对作为理论之最高体现的哲学嗤之以鼻。这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理论性读物较少趣味性,或者说较少可读性。不是有一种说法,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文体家吗?既然如此,我们不掩鼻而过已经算够客气了,如何还要对它青睐有加?理论,尤其是哲学,不是一向被公认为凌虚蹈空,抽象晦涩,枯燥乏味吗?既然如此,理论性读物不败坏我们的心灵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反倒指望它有助于丰富我们的心灵?达尔文搞了一辈子的生物学理论,到了晚年却不能欣赏哪怕是最有趣味的任何一首诗歌,这正是由于没完没了的理论探索和抽象思考将心灵的另外一条通道永远地堵塞住了。完整的心灵好比一个发育良好的胚胎,假设这是双胞胎,这两个胎儿定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分享生命资源。达尔文则是理智的生活过于发达、高度膨胀,乃至彻底扑灭了排挤了情感的生活或想象的生活。只能适应一种生活的心灵不是很狭隘很无聊吗?就连达尔文本人也为此后悔不已。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一种真正丰富的生命,或者一颗真正完善的心灵,必定是具体的、生动的、活泼的、柔软的、多变的心灵,惟其如此,它才是无限可能的心灵。既然如此,阅读理论性著作真的有什么必要吗?

   当然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达尔文只是一个特例罢了。而且严格说来,达尔文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一个真正的读者,是不可能只读理论性著作的,正如他不可能只读小说一样。在这样的前提下,理论性读物不仅有助于完善我们的心灵,而且甚至加倍地丰富了我们的心灵。因为真正的理论不止是一味空洞的反思而已,它往往最大限度地涉及经验。有一个叫桑塔耶纳的哲学家说过,理论使我们容忍对事实的无知。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不可能通晓世界上的全部事实,然而只要我们掌握了原理或法则,我们就能够预测无限的未知事实。我们以不变应万变。《老子》所谓“不出户,知天下”,《阴苻经》所谓“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心”,因为我握有道、理、规律、法则、知识、理论。由此可见,理智的生活实在是大大地有助于丰富我们的心灵,有助于增加心灵的力量。近代科学先驱培根有一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所说的知识就是一种上升为理论体系的科学知识。科学探索自然的规律,艺术则展示心灵的秘密;但归根到底,世界乃是意志的表象、心灵的镜子,认识世界也就是认识自己。黑格尔说过,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就像一座神殿里面没有神像一样。这说法几乎一点不算夸张,对于民族或对于个人,其意义都是一样的。

确实,理论性著作不如想象性著作好读、好懂,但是它们无疑值得我们去读,一旦读通了读懂了,心灵之获益甚至更超过后者。而且在阅读的目的方面,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不过在于阅读时是化身为文学家还是理论家而已。显然,理论性著作既无故事亦无人物,在这个舞台上没有演员,或者说,作家这时自己化身为独舞演员。阅读理论性著作时,我们只有通过跟踪思维过程、理解思维方式、掌握知识、获取思想,也就是说,通过移情于作者或变成作者,从而完善自己的心灵,丰富自己的生活。

   那么传记又怎么样呢?传记好象是个问题。传记,无论是文学性的传记还是历史性的传记,所传所记的不就是伟大、崇高、英雄、天才的人物吗?我们阅读传记,不就是不知不觉地以他们为偶像,同时又自觉自愿地向他们靠拢吗?而我们之所以喜欢阅读传记,不就是由于这种心理在隐秘地顽强地起作用吗?再者,传记并不都是回忆录、忏悔录之类的自传。比如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吧,我们在阅读时,似乎只与书中的人物苏东坡同情,而并不与写书的作者林语堂同情。你能给我说说,这是什么缘故吗?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只要有几分脑筋急转弯的智力也就够了。答案是,移情于苏东坡也就是移情于林语堂。或者说,移情于苏东坡最终仍然是移情于林语堂。在阅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时,我们是从林语堂预先规定的角度看到苏东坡的,我们内在于林语堂的视域。通过这本《苏东坡传》,林语堂将自己的眼睛暂时转让给我,于是我从这本书中看到的苏东坡从来都是林语堂眼中的苏东坡。所有读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的人,都在无意之中按照林语堂的方式来设想苏东坡。而且这本传记把苏东坡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在同类作品中堪称翘楚,无与伦比,以致于我们根本不愿意再去阅读另外一种《苏东坡传》了,以致于我们自然而然地以为苏东坡本来就是林语堂所写的样子。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一旦出世,我们便真诚地希望其他雕塑家从此不要再以巴尔扎克为题材了。这也是为他们着想,惟恐他们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假如流传下来的宋代风俗画只有一幅《清明上河图》,我们也想象不出宋代的市民生活还会有另一种样子。我们被迫戴上红色的眼镜,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这眼镜戴得久了,我们便会坚信世界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是从艺术家那里学会观看的。由于我们是通过林语堂的眼睛来观看的,所以我们就在观看的同时,变成了林语堂。我们透过苏东坡的形象,最终看到的仍然是林语堂的心灵。

   这个道理在其它人物传记中看得更为清楚。比方说,为拿破仑作传的作家为数不少,写得很好的《拿破仑传》也为数不少。历史上的拿破仑只有一个,但是每一个作家笔下的拿破仑都是不一样的,这当然是因为每一个作家的心灵都是独特的心灵。每一个拿破仑都不是真实的拿破仑,同时每一个拿破仑又都是真实的拿破仑。比较一下卡莱尔论述拿破仑的文字和爱默生论述拿破仑的文字,我们将发现卡莱尔和爱默生的全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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