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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健 的博客

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日志

 
 
关于我

1973年10月生于福建省福清市。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为艺术的舞蹈——舞蹈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创造的奥秘——李维祀雕塑艺术研究》(岳麓书社,2007年),《我看易中天》(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艺术原理新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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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困惑,所以写作  

2007-05-19 16:17:18|  分类: 胡思乱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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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困惑,所以写作

 

 

 

写作的理由有许多,巴尔扎克写作是为了赚钱,爱默生和卡莱尔写作是为了布道,梭罗写作是为了发现自我、塑造自我,史铁生写作是为了不自杀。自从不务正业地开了新浪博客之后,我越来越习惯于舞文弄墨,遣词造句了,我也把自己的行为命名为“写作”。有时也会问自己,为何写作?随即发现,仅用“喜欢”两字来回答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我也不单纯是为了“表达自己”而写作,我是由于困惑而写作的。

 

人有两种困惑。第一种困惑针对具体的对象,如“洗手池里的水为什么呈漩涡形往下流?”“老鼠为什么喜欢啃木头桌子?”这些问题所指向的对象,局限于经验世界或物理世界,总体上是属于经验科学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还有一种困惑并不针对经验世界中的具体对象,而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困惑,如“世界从何而来?”“生命有意义吗?”“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问题属于哲学领域或宗教领域,可以统称为“人生问题”或“意义问题”。

 

人生问题或意义问题与物理问题或数学问题有所不同,物理问题或数学问题就算你一时解答不出,对你的生活并没有根本影响,你照样睡得香吃得好。人生问题简直是无解方程式,因为沿着经验科学的途径根本不可能解答这些超乎经验的问题。当然,它们尽管没有现成答案,却未必没有一种解决方式,只是这种解决方式只是未知数,而且仅属于个人,必须由自己去探寻,无法像科学问题那样可以从他人传习而得。一旦你遭遇这些问题并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便意味着倒霉的日子到来了。本来你是自由的,现在你成了这类问题的奴隶。问题就像一根看不见的棍子横在胸中,除非你有朝一日解决了这些问题,化解这根无形的棍子,像苏东坡那样体验到“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否则就会觉得活得毫无意义。

 

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是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的未得满足的原欲过剩。”

 

本来,大约人人都曾有过这类人生困惑。有些人比较现实,关注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问题即便出现,也往往一闪而过,转瞬即逝,并不在心里留下什么痕迹,如同一叶小舟迅速滑过湖面,很快便恢复了水平如镜的状态。有些人心态比较健康,天然具备强大的心理防御能力,仿佛预先为自己安排下心灵的保安,一旦这类问题无意中溜了进来,立即便驱逐出去。有些人在日常事务之外,多用娱乐、旅游之类的活动来回避这类问题。只有一批倒霉蛋,从不为现实生活操心,饶有余裕,精力过剩,不能不纠缠于这类人生问题,为之迷惘,为之困惑,并为之受苦,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得病了”。

 

我大约便属于那种得病了的倒霉蛋。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我怀疑这种困惑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一开始并没有明确为问题。在20出头的时候,大概是由于既然已经考上大学,一时再没什么可担忧的直接的现实问题,又不曾谈恋爱,没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可以转移心思寄托情感,有的是胡思乱想的时间,于是,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活得有些不自在,不对劲,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原本活得好端端的,好似庄子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无知无识,现在则沦落到了“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状态。我就像被抛出江湖的一条可怜的鱼儿,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寻觅水源。

 

那时候,我出于好奇,曾经随同学去了基督教的家庭教会。这是一个纯粹民间的聚会处,义务提供场所和布道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听说她早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后来成了基督徒,决定终生不嫁,一心侍奉上帝。她在布道中偶尔唱诗,歌声如风吹海浪,源源而来,不绝如缕,听得我心旌神摇,血脉贲张。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声唱法还可以唱得那么好听。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少女坐在钢琴前,只要那老太太一唱开诗篇,她的琴声就同时响起,配合得天衣无缝。布道结束后,老太太听说我是厦门大学的学生,便让那弹琴少女来和我聊天,原来她是厦大音乐系的。我说我有许多困惑不能解决,一时兴起来到这里,看看基督教能不能为我提供什么东西。她就有希望我皈依基督教的意思。我说我恐怕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加入基督教好像也没有什么希望,基督教认为今生今世毫无意义,只有来生才是有意义的,既然如此,活着干吗呢?我对佛教比较感兴趣,因为佛教,尤其是“禅宗”,有一个“开悟”的前景,似乎比较有奔头。一年后,我在学校食堂里遇到这位可爱的少女,她问我,最近怎么样呢?解决问题了吗?我说还没有。后来她就杳无音信了。我期待着有一天还能与她相遇,想问问她到底解决问题了没有。

 

现在我对基督教的认识不像十年前那么肤浅了,我认为基督教和佛教都是人类最高级的宗教。禅宗,我在大学里研究了一两年,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打坐从来不曾入定,开悟更是遥遥无期。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大概比较偏于理性,持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因而不太可能完完全全地把自己交给一个绝对高于自己的存在,成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太可能在还活着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放弃自己的全部意识和全部欲望,出神入化,与整体合而为一,达到所谓“涅磐”的境界。事实上,我对于基督教和禅宗的研究主要也是通过看书。我曾经说过:“在现时代,基督教可以没有教堂,可以没有牧师,但不可以没有圣经。”读书,于是成为我解决困惑澄清迷惘的主要途径。然而读书,正如叔本华所言,“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也就是说,为了使自己的探寻有所得,不能光是通过读书来思考,还要通过写作来思考。

 

周国平有一本散文集《迷者的悟》,而我的全部业余性质的随笔写作,其实都是一种“迷者的悟”。我只能这么写作,也希望这么写作;我只能通过写作来安顿自己,也愿意通过写作来安顿自己。想来大彻大悟于我终究只是奢望,我的写作活动也将不会中止,将成为一条无穷无尽的探索之路。

 

为困惑而写作,便是为人生问题而写作,不是为社会问题而写作。比如,除非出于特殊原因,我一般不会为某一文坛现象、媒体事件而写作,林黛玉的最佳演员陈晓旭去世,我只在心中感叹“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并不专门写一篇纪念文字。除非忍无可忍,我也是不会为中国高校教育制度的腐败而写作的。周国平一度是我十分喜爱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为人生困惑而写作的,只是这几年或许是由于困惑感逐渐淡化了,导致他的写作水平有所下降。周国平可以入门,史铁生可以提高。史铁生比周国平纯粹得多,他完全是一个向内心挖掘的自省式作家。读了史铁生的散文《爱情问题》,才知道什么叫做“运思”,而他《病隙碎笔》,于我乃是一部案头必备之书。鲁迅也是一位向内开拓的巨匠,他的《朝花夕拾》、《野草》等,成为我心中不可企及的小小经典,《野草·墓碣文》写道: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抉心自食,预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为困惑而写作,为人生问题而写作,则必定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为困惑而写作,也许写的不是什么“纯文学”,但这个问题对我无关紧要,因为就算是所谓“纯文学”,也未必都是纯粹的审美对象。而且文学的领域十分广阔,无人能够穷尽文学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只能发挥自己的天性去接近文学的世界。比起柳宗元《小石谭记》中的“谭边观鱼”:“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我更喜欢庄子的“壕上观鱼”——尽管柳宗元这篇《小石谭记》的文字之优美无与伦比,境界晶莹剔透,堪称古代“美文”的一篇杰作。然而像《庄子》那般把诗性文字和哲理结合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更令我为之倾倒。《红楼梦》中妙玉说“文章还是庄子的好”,于我心有戚戚焉。庄子确实是我最为喜爱的中国古代散文大师。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梁实秋是我十分佩服的一位现代散文大家,我觉得梁实秋的成就似乎比余光中更高。余光中是作文技艺的顶尖高手,但他的长处正是他的短处,无论是感情、立意还是遣词造句似乎都稍嫌刻意经营了一些,正如周泽雄的评论:“精致得无处不在,讲究到针头线脑。”梁实秋同样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巨匠,他还是一位学贯中西且融会贯通的文体大家,所发文字,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浑然天成,毫无卖弄之意,一派大家风范。我以为最高明的散文或随笔并不是“做”出来的,真正的散文家必是生活艺术家。梁实秋就是一位生活艺术家,散文早已一篇一篇地写在梁实秋的生活之中,他只是看出并记录下来而已。梁实秋还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活艺术家特有的幽默,比如《雅舍小品·男人》中,他写道:“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

 

不过,梁实秋散文仍然不是我理想中的散文,因为梁实秋基本上还是属于“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他怡然自得地体验着世俗生活,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人生之盛宴,似乎排斥任何形上之思,似乎没有丝毫无解的困惑,似乎根本不需要“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此,梁实秋无疑是一位散文大家,却不可能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更不要说成为像庄子、蒙田、卢梭、爱默生、梭罗那种大师级别的散文家了。卢梭说道:“如果我是为写作而写作的话,我认为,人们是不会看我的书的。”

 

为困惑而写作,意味着通过写作来解惑、来思索,来为生命赋予意义。“思想性”是这种写作方式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只是散文或随笔所呈现的“思想”,不可能是纯粹的哲学思想。便是哲理散文家周国平,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只是以“哲学”为写作题材的作家罢了。哲理散文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像庄子和卢梭那样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能提供最好,不能提供也无妨,重要的是为思想赋予一种个人的表情和调子,将思想化为血肉,把思想融进作者的体验和人格之中。

 

这正是我为自己树立的写作理想。我深知以我的斤两,定然无法实现这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我只是希望借树立理想以确定方向而已,这正如我同样清楚我未必能够通过写作最终解决我的困惑,我只是愿意面对自己的困惑而已。

   (200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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