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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健 的博客

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日志

 
 
关于我

1973年10月生于福建省福清市。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为艺术的舞蹈——舞蹈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创造的奥秘——李维祀雕塑艺术研究》(岳麓书社,2007年),《我看易中天》(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艺术原理新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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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2008-06-25 16:01:40|  分类: 胡思乱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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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北京有一位公司经理,要到四川去处理业务,头一天预定了北京到成都的机票,第二天按计划行动,中午在成都机场下了飞机,立即乘车向汶川而去,下午两点多,进入了汶川境内。就在两点四十分左右,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爆发了。我还听说,成都有一位老太太,本来预定与家人去震区附近游玩,前一天晚上,感到有点疲劳,临时建议把行程推迟一天,大家都同意了,都说何必着急呢,不料第二天便传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那位不幸的经理,好比准时奔赴死神之约,掐着钟表前去送死。而那位幸运的老太太,不过一念之差,便在生死之间转了一个轮回,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

 

命运这东西,大概是有的。

 

存在着一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始终在左右着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力量时,命运的观念就产生了。

 

与命运观念相伴而生的是人的有限性意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语出《庄子·人间世》。命运之为命运,就要是让人无能为力,让人鞭长莫及,让人徒叹奈何。既然“不可奈何”,人只有乖乖地服从命运的安排,谓之“安之若命”。无论贵为帝王将相还是贱为贩夫走卒,概莫能外,好比孙悟空任是如何神通广大,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命运之神随心所欲地摆布着人类,则犹如猫捉老鼠。北京经理和成都老太,都是被高高在上的命运所操纵的提线木偶。成都老太于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无妄之灾,令人庆幸不已,但其实,那并不是挣脱了命运之线,而恰恰是体现了命运之线的牵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是对人而言,命运有好坏之分:北京经理“命不好”,成都老太太“命好”;贩夫走卒“命不好”,帝王将相“命好”。汉代名将李广,也是命运多舛。《史记·李将军列传》写道:“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数”,命运的定数;“奇”,不偶,古人占卜以偶为吉,以奇为凶;“数奇”也就是命不好。

 

命运不论好坏,都是不可更改的。常言道,“命中注定”、“命该如此”。一旦命运显示出它的伟力和威力,人就像一列火车上了轨道,只能沿着固定的方向往前开动,又好比一粒上了膛的子弹、一支上了弓的竹箭,惟有直奔目标而去。

 

这一点,希腊悲剧和神话说得最为透彻也最为昭著。俄狄浦斯降生之时,他的父亲忒拜王得了预言,说这孩子将来要杀死自己,于是让仆人把他丢到荒山野岭。然而俄狄浦斯竟顽强地活了下来,长大后获知德尔斐神谕,知道自己可能“杀父娶母”。为逃避命运,俄狄浦斯远离家园,四处流浪,在流浪中与人冲突,失手杀死一人,其实被误杀的就是他的生身之父。后来俄狄浦斯帮忒拜人破解了司芬克斯之谜,获得王位并娶国王的遗孀为妻,而那位国王的遗孀,正是他的亲生母亲。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母亲分娩之前,梦见特洛伊城焚于大火,祭司认定帕里斯将给特洛伊带来毁灭,国王便把他遗弃了。帕里斯也死里逃生,十余年后重新成了特洛伊的王子,还把斯巴达王后、希腊第一美女海伦给拐跑了。希腊人“冲冠一怒为红颜”,与特洛伊人征战长达十年,终于将特洛伊城毁于一把战火。

 

在希腊神话中,就连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明,也不得不在命运面前低首下心、“惟命是从”。阿喀琉斯,希腊第一勇士,以飞毛腿著称。他的父亲是希腊国王,母亲是海神,因而算是半人半神。海神母亲曾将他倒提起来浸入冥河,冥河之水的粹炼,使阿喀琉斯浑身刀枪不入,但他的脚踵抓在母亲手里,未能得冥水浸泡,却成了他的致命所在。阿喀琉斯的命运是为希腊人赢得特洛伊之战,自己却被帕里斯的暗箭射中脚踵,一命呜呼。奥林匹斯山众神都了解命运的预先安排,都服从命运的指挥。原本袒护特洛伊第一猛将赫克托耳的朱庇特和阿波罗,也只有眼睁睁地让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耳。阿波罗甚至不惜亲自为命运效力,指点帕里斯放冷箭,将盖世英雄阿喀琉斯送了命。命运是一种不仅高于人、而且高于神的力量。伏尔泰说,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了哲学的开端,其最重要的是命运的概念,因为命运是诸神的主人,如同诸神是世界的主人。”

 

显而易见,没有命运的观念,不太可能产生出哲学来。古希腊哲学家为何把哲学视为“习死之术”?照柏拉图在《菲多》中的说法,死亡就是灵魂脱离肉体,而哲学家力图摆脱肉体及肉体的欲望,专注于过一种灵魂的生活,在隐喻的意义上,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但我斗胆猜测,这个问题除了伦理的解释,还应当有一种逻辑的解释。哲学研究和哲学生活之所以要从死亡意识发端,还因为在死亡的母腹中,孕育着一个三胞胎:“时间”、“必然”和“命运”。生命之舟沿着时间之河向前漂流,死亡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搁浅。死亡是一种必然。死亡是人的摔不掉、逃不脱的命运。夸张点说,“人必有一死”,光从这个命题就可以推导和延伸出哲学这门学问了。

 

按照希腊哲学传统,哲学始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分。但这种“知识”,决非通常意义上的作为信息和资讯的知识。哲学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知识,不同于偶然的和经验的意见。阿德勒解释知识和意见的不同:“当我们所想的问题迫使我们在一种方式下来思考问题时,那就是知识。当我们所想的问题,留给我们可以这个或其他方式来决定时,那么,我们所想的就是意见。——我们个人自然形成的意见。”只能有一种方式来决定,那就是必然的决定。哲学是从必然性的角度研究世界的。然而哲学并不是无分别地平均对待世界,哲学研究必有一死的人的世界,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如李泽厚所说,“哲学是研究人的命运的。”

 

命运和必然性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貌极其相似,然而毕竟不同。如果只有必然性,哲学便无法区别于科学。科学也是依据于必然性而成立的。科学的必然性表现为规律。规律不等于、或并不是命运。譬如,宇宙和自然,便只有“规律”,而无所谓“命运”。佛教认为宇宙的存在必然经过“成、住、坏、空”四个阶段,这是规律,但很难说是命运。佛教宇宙观充其量只算一种古老的科学,甚至只是一种经验之谈,却不是货真价实的哲学。然而,西方现代历史学家如汤因比、斯宾格勒主张,历史按照“生、长、衰、亡”四阶段循环往复,这既是规律,也是命运。他们的学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与其说是发现了西方历史的规律,不如说揭示了西方世界的命运。宇宙和自然仅有规律,而人类历史是有命运、有气运的。命运的第一个悖论是:命运是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非人的力量,与其同时,命运只能是人的命运——人类的或个人的。

 

命运还与时间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必然性,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而命运的不可更改性,又表明了命运是预先注定的。显然,只有在预先知道了命运究竟如何的前提下,才可能判断命运是不是当真无法扭转,好比事先服药,事后判断药物是否有效。命运在前,判断在后。正如生命只能是存在于时间中的生命,命运也惟有通过时间方能得以显示。脱离了时间,并无命运可言,一如离开了时间的先后次序,并无因果关系可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两句典型的佛教言论,极真切地道出了命运的预先注定性。

 

当一个人事事不顺的时候、倒霉的时候,特别容易相信命运的存在。惟有借了命运的观念,把种种不顺和倒霉统统解释为命运的预先安排,才能让自己勉强接受下来,继续生活下去。换言之,人总是热衷于为自己的“背运”讨个说法,求得一个确定的理由,以便活得“有根有据”、活得“心安理得”。我们要问个为什么,要从现在追溯过去,从结果追溯原因。命运观念的出现,终结了我们的追溯。命运就是人生的终极原因。冯友兰似乎说过,人类之所以要有哲学,是为要心安理得地活着。由此看来,当一个人饱遭挫折、深陷苦难,一定要为苦难讨个说法,不断追溯原因、追问命运的时候,他便已站在哲学的门槛上了。

 

命运是预先注定的。这意味着,有果便有因,有因便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还意味着,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外,我的命运就已经存在了。好比在另一个世界里存有一张图纸,这张图纸预言了我此生的全部所作所为,描绘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脚印,而我在这个世界里所踏出的脚步,都和那张图纸上的足迹严丝合缝、一一对应。只是这种严丝合缝,就像一枚印章打下的印痕,彼世界是阴,此世界为阳。生命的密码已经存档,如果有一个人掌握了这份档案、破译了密码,那么他再看我的人生,就像是从未来开始。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命运偏偏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曹雪芹洞察了命运的这种不可思议,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红楼梦》的关键,在于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第五回才是全书的真正开始。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梦中目睹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又听了《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红楼梦》是命运之书,《红楼梦》十二曲是命运之曲,一一提示了大观园诸女子的命运。这十二曲子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手法,也就是,作者已预知书中人物的命运,站在先知般的高度,在命运的神秘力量和气氛中述说。小说的结局已预先注定,不可更改,个人在命运之前丝毫无能为力。曹雪芹并且把这种命运之感融进了人物的性格和言行之中,如林黛玉的身世感伤就很典型。《红楼梦》“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审美效果,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强烈的宿命感体现出来的。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也是一部命运之书。《红楼梦》把书中人物的生存密码置于太虚幻境,置于“前世”,《务虚笔记》则把书中人物的生存密码存放在过去,放在童年。史铁生为此设计了一座命运迷宫,内有一扇命运之门,让每个孩子都进入迷宫,都独自来到一扇门前。每一个人都只能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房间,打开一个世界。是推开这扇门还是那扇门,看到的景观必截然不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入世方式的微小差异,将导致未来和命运的全然改观。在进入那扇门之前,你似乎有无数选择的可能,但是,当你伸手触碰门板,当你轻轻一推,一切都已注定。当然,推开那扇门的你,并不知道一切都已注定。

 

命运的又一个悖论是:命运是预先注定的,但命运却是不可预知的。

 

命运应当是不可预知的,否则麻烦可就大了。可以预知的是什么呢?是自然,是物理事件。自然规律可以被人发现,一旦发现,我们便可预测自然界的运动。发明“星云说”的康德认为,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发展的规律,因而可以复制宇宙发展过程,所以他宣称:“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在康德之后也发明了“星云说”的拉普拉斯则扬言,如果他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微粒的运动和状态,他就能预测宇宙在未来任何一个时刻的状态。不过这里并没有命运。拉普拉斯所说的“预测”,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命运的预测,全不是一回事。一旦命运可以预测且已经预知,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一切选择的余地,因为既然命运以铁的必然性宣布了它的不可更改,那么我的选择和我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不如干脆放弃我的自由意志,乃至取消我的意识。于是,要么让我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根据物理学的规律来行动,反正这规律总会毫厘不爽地将我送上命运预定的轨道。要么我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我的一切为所欲为乃至胡作非为乃至为非作歹,都是命运所注定的一部分,一切偶然皆为必然。

 

这就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冲突。威廉·詹姆斯曾设想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并为这个假设的故事长期失眠,几乎神经崩溃。故事说,一个人看到街道两旁,对面立着一幢建筑,各各挂着一个牌子。一栋建筑挂着“决定论者俱乐部”,另一栋建筑挂着“自由意志联盟”。他刚刚进入“决定论者俱乐部”,就被问及为何加入,他回答:“因为我的选择。”马上被轰出来了。于是他又要加入“自由意志联盟”,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回答:“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结果又被轰出来了。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看来是一对誓不两立的怨家。承认人有自由意志的,必定要抛弃决定论;承认决定论的,只能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这一对宿敌,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斗争了千百年。连威廉·詹姆斯和罗素都为之头疼不已的难题,肯定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解决的。但首先我想,自然规律或物理定律代表的因果决定论,顶多作用于人的肉体存在,和人的命运的决定论,是有所不同的。其次我想,自由是有的,命运也是有的。人不同于自然、不同于物的,就是自由意志。这是公认的说法。然而试想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还有萨特的名言:“人注定是自由的。”可见,命运始终与自由共在。我们甚至同样可以说,人不同于自然、不同于物的,就是命运意识。譬如,人是惟一能预知自己必死的动物。人们常说,由于自由意志,人具有无限可能性。不错,但这是一个必死无疑的人的可能性。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仅在“从此到那的道路”之上,才有自由可言。人铁定要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赴死之途。

 

这似乎可以视为命运的第三个悖论:命运是自由的对立面,但与其同时,人必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

 

既然人拥有自由,可以自由选择,那么人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去预测自己的命运,恰如萨特所说,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了不去选择”。事实上,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心,想要预知自己那先在的和前定的命运,不只是预知自己的必死而已,还想认清“从此到那的道路”。但命运之图存于另一个世界,纵然奇迹般地觅得这幅图,也未必能够识别其中的意义。命运似乎隐藏于非人力所及之处。于是人们求助于祭司、巫师、先知、相士……,于是有种种望气、看相、占卜、扶乩、预言、神谕……。

 

所有猜测命运之谜的努力都说明,惟有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才能洞察命运。好比我偶然爬上房前的一株大树,登高可以望远,看到数十米外有人朝我的房屋走来,立即下树,在他到来之前准备停当。那位来客可能以为我能未卜先知。同样,以作家的角度观察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以神的角度观察人,以人的角度观察动物,命运的整个地图,可以尽落眼底,命运的奥秘,也将一览无余。鲁迅借了《在酒楼上》的吕维甫之口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不能够知晓自己命运的人,岂非也和这可怜可笑的蜂子或蝇子一模一样?

 

但是,人当然不甘于沉沦为一只蜂子或蝇子,“蝇营狗苟”地活着。人被注定了要去探索自己的命运。

 

那全然不为人知的命运,那完全处于隐蔽之中的命运,其实只是纯粹的必然性,可称之为“外在的命运”。对于这种外在的命运,人确实不可预知,鞭长莫及,只有徒叹奈何听天由命的份儿。贝多芬不愿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他要占据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他豪情万丈地声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扼住命运的喉咙”,不也太自大狂妄了吗?然而未必。要不是已经瞥见了命运的身影,又何能扼住命运的喉咙?塞涅卡说道:“愿意的人,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被命运拖着走。”命运在前方,人只能跟随,踏上命定的路途。然而,塞涅卡的选择,不是被动服从命运,而是要主动服从命运。要不是依稀听见命运的声音,又谈何“愿意”或“不愿意”?对于“不愿意的人”,他的命运只是“外在的命运”;对于“愿意的人”,那些瞥见命运身影、听到命运声音的人,他的命运却是“内在的命运”。与外在的命运不同,内在的命运是可以把握和可以预知的。其实,若非已经预知了自己的命运,命运是不可能被转化为“内在命运”的。

 

内在的命运,并不是一个人的性格。自古便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其实性格只是我们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一个因素,岂能最终决定命运?勉强打个比方,命运好比天空,性格好比天空中的云,云聚云散,白云苍狗,景象自然有所不同,然而天毕竟仍是天。内在的命运,其实就是那种仅属于个人的、在不断的追问和探索中逐渐显现的命运,通俗地说,也就是使命。为了探索和发现自己的命运,必须达到某个高度,因此想要认识命运的人,被注定了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层次,不断地深化自我认识。按照内在的命运的概念,认识命运也就是认识自我。

 

号召世人“认识你自己”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通过不断地探索了解了自己的命运,并主动服从自己的使命的人。他听从自己内心声音,按它的指引,选择了和决定了做一只“雅典的牛虻”,时不时地刺激一下这只已经百病缠身行动迟缓的老牛,哪怕为此献出自己的性命。在苏格拉底的行为中,服从命运与自由选择被合而为一。同样,当鲁迅和史铁生猜测到命运的意旨,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时,他们选择了写作,选择了做自己。鲁迅的所谓“遵命文学”和自由文学,其实完全就是一回事,正如史铁生的所谓“宿命的写作”和自由的写作,其实完全就是一回事。   (200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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