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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健 的博客

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日志

 
 
关于我

1973年10月生于福建省福清市。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为艺术的舞蹈——舞蹈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创造的奥秘——李维祀雕塑艺术研究》(岳麓书社,2007年),《我看易中天》(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艺术原理新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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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义  

2008-08-06 05:20:46|  分类: 胡思乱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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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义

 

 

 

终于一口气读完了大名如雷贯耳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这是一部相当别致的书,“传”和“注”分量相若,被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阅读此书,就像同时在两个灶台上炒菜,两头兼顾,手忙脚乱,然而那厨房的感觉与气氛,却格外鲜明起来。据说关于此书,海外学者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唐德刚的注释,写得老长,好多长长的注解本身就是一篇见识超拔、文采斐然的美文,读来享受且受益。然而可能正因为写得太精彩了,让人不由得感到唐注有“喧宾夺主”之嫌。

 

老实说,迄今为止,我并未觉得胡适先生有多么了不起。梁漱溟早就说胡适“浅”,以我对胡适作品的阅读印象来看,梁老先生真是一点都没有冤枉胡适。胡适之的“浅”,和白香山的“俗”,大概都是不易推翻的定论了。无论是对“自由主义”还是对“实验主义”,也无论是对“哲学”还是对“文学”,胡适的水平,大约也就相当于刚刚入门的程度。至于“禅”,甚至于还根本没有入门,却非要站在门外“大胆假设”,只好让日本禅学专家铃木大拙公然教训了一把。此公少年得志,誉满天下,无非是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话罢了。五四运动期间的胡适,以其“登高一呼”的大胆举动,一劳永逸地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五四之后的胡适,算是一位在“整理国故”方面颇有成就的“学问家”,却绝对无法视为一位“思想家”。一个搞了一辈子“考据”、“校勘”、“训诂”的学者,还能有什么思想呢?时下胡适热正热得如火如荼,胡适被“重估”且被“高估”得简直成了一座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这时读到唐德刚在注释里对“胡老师”的许多不无中肯的批评,我竟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感觉。不过,有那么几个地方,在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看来,唐氏似乎是在挖空心思和胡博士“抬杠”。

 

就谈一个与小文的题目相关的注释吧。胡适在“口述”提到,他在一个次演讲中告诫青年应当以自己的兴趣与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这观点当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我觉得并无问题。一个人应该凭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好比家庭主妇最好根据自己的厨艺在菜市场购菜,若硬要与自己过不去,只能换得一肚皮不痛快,然后朝老公头上撒气。可是,唐德刚却偏偏要贯彻“于不疑处有疑”的胡适精神,说胡适此种见解“个人色彩太重”、“浪漫主义色彩太浓”,“对社会国家的需要和贡献不‘实际’!”老天!这却是从何说起?试问,胡博士不过说了一句早被人翻来覆去地谈论的“老生常谈”,哪来什么“个人色彩”?再者,哪一个人的观点不是充满了“个人色彩”?何以德刚先生的质疑就不显“个人色彩太重”?原来他另有一套说辞。德刚先生认为,只有像胡博士这般“有成就”的人,才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与禀赋出发,选择专业,然而有成就的人毕竟乃是少数,那些“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百姓”,那最好还是视社会的需要,做一点实际的“择业”。

 

唐德刚先生的“不疑处有疑”,貌似疑得圆通无碍,说得滴水不漏,但我也颇想模仿前辈做学问的风范,来个“于不疑处有疑”。须知人只是未知数,只是个未完成。一个人,将来有无成就,那是惟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天才并不是“天生”的,他必须去寻觅自己的兴趣、发现自己的禀赋,然后做出抉择,选定目标,锲而不舍,不懈努力。没有经过尝试和努力,怎知是不是天才、有没有成就?看起来,芸芸众生,莫不是普通人,其实“普通人”同样并不是“天生”的。你只有尝试过、努力过,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嘛!难道竟仅仅由于并无根据地自视为“普通人”,一个人便要白白放弃自己的兴趣?再说了,没有成就的普通人,就不可以、不应该以自己的兴趣与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么?这倒的确是没有任何“浪漫主义色彩”了,却也未免“现实主义”得没有章法了。

 

胡适乃是20世纪叱诧风云的人物,大概理所当然地属于“精英分子”,唐德刚则自谦为“平民”、“无名作家”。然而唐德刚的态度似乎不够老实。他一面自命为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介平民、光头百姓,一面却只要找到机会就把“有成就的胡适”给驳斥了一通,而且常常驳得洋洋洒洒,颇见机智,不乏风趣。可是,这岂不是说,唐德刚的见解和学识在胡适之上,唐德刚比胡适还厉害、“比精英还精英”?

 

其实唐德刚何尝不是“有成就的人”?他的文笔显然比胡适灵动得多,史学成就也未必比胡适逊色。《胡适口述自传》的“撰写人简介”就白纸黑字地写着:“唐德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毕业。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封底还印着:“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难道还不是“精英”?胡适是精英,唐德刚也是精英。

 

一个人,当他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和禀赋所在,选择了以读书、研究和写作为生,选择了当一名作家或学者,那么他将会走向何方呢?我想来想去,最后发现,他大概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老杜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只能竭尽所能地“写得好”、“写得更好”,让自己“一举成名天下知”或慢慢地“脱颖而出”,他只能去成为精英或争取成为精英。只有到了晚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精英,才能最终见分晓。少数人如愿以偿,乃至功成名就,多数人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只有一边认命,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精英分子”的角色认同,好比揭下脸上的面具,然后宣称这幅面具实在不怎么样。但学者向着精英不断趋近,这决非如唐德刚所言:“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成为精英,对于学者,这是源于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内在要求;对于工作,这是研究和写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譬如朱光潜先生,算是很“平民化”的一位学者了吧?他以畅销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举成名,早年的作品以“平易近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著称于世,然而这位“亲民学者”、“大众学者”很快发现,一个人把文学研究这事搞久了,“天天向深刻微妙艰难处走”,于是“在实际生活方面,他就不免把他和他的邻人中间的墙壁筑得一天高厚似一天。”终于到了这样地步:“你不能把莎士比亚的佳妙处捧献你的母亲,你不能使你的妻子也觉得东墙角的一枝花影,比西墙角的一枝花影意味更加深永。”饶是一心为下里巴人写作,终究还得喟叹曲高和寡。他便不欲成为精英,最后也不得不精英起来。学者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就是准精英,一旦他确实“学有所成”,那他就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了。当我们把朱光潜誉为“美学大师”时,我们岂不是视之为中国美学界的“精英”么?这样看来,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做精英的学者也不是好学者。

 

什么是精英?确如唐德刚所言,精英就是“不甘心做个普通人”的人。“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有这样誓愿的人就是精英了。这种人不限于文学界、学术界,在社会的许多领域里都有,但凡出类拔萃的人物,几乎都可视为精英。精英并不是以工作性质和社会阶层划分的。精英可以粗分为两种: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前者出在学界,后者大都出于贵族阶层。譬如中国先秦的“士”,便是“贵族”或至少是“破落贵族”;《红楼梦》则是一部以贵族社会为题材且富有贵族气质的文学作品。别看那贾宝玉只顾调戏丫鬟,吃女人胭脂,钻女人被窝,陪林黛玉流泪、葬花、吟诗,整天无事忙,“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其实他是大观园中硕果仅存的男性精英分子、“最后的贵族”。古代的精英多半自贵族阶级来,因为当时惟有贵族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贵族阶级并不是都能出精英,“纨绔子弟”、“不肖子孙”如贾琏、薛蟠都是与精英绝缘的。精英是“人中龙凤”,而贵族子弟有可能只是“人之渣滓”。

 

同理,平民阶层里未必不能出精英。耶稣只是木匠的儿子,在穷乡僻壤中居然无师自通,成为基督教的开创者。苏格拉底曾经是个石匠,或美其名曰“雕刻家”,但他明显地具有贵族精神,因而也是精英。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还要更惨,他本是一个奴隶,而且是一个瘸子,但他通过哲学培养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高贵情怀,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精英。现代工业社会已不存在那种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了,但仍有一些保有“贵族精神”的精英主义者,比如尼采,比如西班牙的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

 

显而易见,精英的根源,不在于社会阶层;与精英相对的名称,并不是“平民”。“浪漫主义之父”卢梭是平民,有时喜欢在著作上署名“日内瓦公民”,但他仍是精英。许多精英人物富有平民精神。如那个被李零称为“丧家狗”的孔子,尽管奔走于王室之间,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他据说是中国第一个办平民教育的人。“西方的孔子”苏格拉底,整日阶穿得破破烂烂地站在街头,混迹市井,与人对聊,常常用“辩证法”逼得对方走投无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对他报以老拳乃是家常便饭,他也不怎么生气。佛陀释迦牟尼,本是释迦族的王子,属于古印度“刹帝利”阶级,但他建立的佛教,却打破了古代印度严格区分的种姓制度,富有平民主义情怀。一个人是否算是精英,也不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如何。荷兰画家梵高终其一生,都未被社会所承认,始终生活于社会的最底层,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他始终都是精英。中国明代大写意画家徐谓,命运与梵高相似,他自题画葡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或许是由于思想境界过于超前,精英们往往不为庸众所理解,不能见容于社会,命运坎坷,孤独一生。

 

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主要不在于他出身贵族还是平民阶层,不在于社会地位高或者低,而在于这种人本身的内在特点,在于“精英人格”。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这样界定精英:“少数精英并不是指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而是指那些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无法实现的。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最基本的划分,即把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关键性的区别在于我们在生活中选择此道还是彼道,对自己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还是只坚持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个界定,似与古希腊的价值观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就是“卓越”。英国历史学家基托解释道:“如果这个词用在人身上,在一般的语境中,它意味着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荷马史诗》中的“飞毛腿”阿喀琉斯,显然是伟大的战士,卓越的化身。

 

在柏拉图看来,最卓越的人厥推哲学家。柏拉图是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他认为在“理想国”中,人分三等:统治者、保卫者、劳动者,他们的制作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铁,以金子制作的、掌握最高知识的哲学家,乃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这就是“哲学王”。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以赫拉克利特的“精英情结”最为严重。据说他出身于爱非斯王族,本是王位继承人,但他热爱哲学,想过一种崇高的沉思生活,便把王位让给弟弟,自己远离城邦,隐居山林,离群索居,晚年仅靠草根树皮为食,最后罹水肿病而死。赫拉克利特愤世嫉俗,蔑视民众,曾公然宣称,一个最优秀的人抵得上一万个人。他还曾建议,爱非斯的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自己吊死,因为他们放逐了最优秀的爱非斯人赫尔谟多罗。却原来,赫尔谟多罗乃是赫拉克利特唯一的至交。

 

赫拉克利特是如此的特立独行,超然拔俗,难怪鼓吹“超人”和“主人道德”的尼采要对他称羡不置,视为古希腊最杰出的哲学家了。不过尼采的境界,看来比赫拉克利特要略低半筹。尼采从小听祖母讲述家族的传奇历史,坚信自己乃是波兰贵族的后裔——据说这并非事实。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僭称贵族的行径,还要比尼采恶劣得多。这家伙根本就是没脸没皮,明目张胆,强取豪夺,非要将代表贵族身份的“德”字加在自己的名字当中,成为“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此事至今仍是文坛笑柄。

 

精英人物,必然赋有使命感。但凡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不意识到自己是精英,不拥有“天将将大任于是人”的自觉。如苏格拉底自命为“雅典的牛虻”,孔子则意识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没有一个精英不以精英自居。但这话却不可以反过来说,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以精英自居的人都是真正的精英。曲高和寡,然而并非每一种“和寡”都是由于“曲高”。精英与伪精英的区别是明显的:伪精英并不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严格的要求”。由于精英分子都拥有强烈的使命感,都想要成就一番宏图伟略,都想要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做那个仅有“万分之一”的“人中之人”,他自然对自己要求甚高,自律颇严,甚至极为苛刻。在常人看来,未免显得不近人情。朱光潜指出:“卢梭、歌德对于他们的崇拜者,都未免薄情。”然而歌德自有道理。精英的至高使命就是成就自己,要是对每个人都要一一理会,都要放在心上,那他怎么可能做自己?要是所有的应酬都参与,那他哪里还有时间写作《浮士德》?也正是这个不近人情的歌德,一针见血地说道:“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

 

精英不但严以律己,而且“严以待人”。精英的对立面是“大众”。精英的首要使命是自我实现,不断地向更高处自我提升,仅次于此的另一项使命就是批判大众和大众文化。为什么要批判大众和大众文化?因为“大众人”是随波逐流的没有自我的人,大众文化是平庸的文化。奥尔特加严厉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大众人”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对高于自己的事物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以自身的标准衡量一切,自以为独立思考,空诸依傍,无需仰仗任何权威,其实他在动辄对专家和权威说“不”的同时,也放逐了“真理”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好比为倒脏水而把孩子也一起泼掉了。于是他本能地信奉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自以为个性十足,其实是以“伪个性”为个性。

 

这帮没有思想且没有个性的大众,往往聚集成团体,以数量取胜。时下的网络术语如所谓“粉丝”,都乃是大众的常见面目。粉丝们以共同崇拜一个偶像为荣。所谓“愤青”,又是一种大众人。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然而借邓晓芒的说法,他们的分辨力,“只相当于一个三岁儿童对大白兔和大灰狼的分辨力”。被称为“网络暴民”的现象也是大众人的典型症状。网络暴民之所以得名,源于他们喜欢和习惯使用“群众暴力”,以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进行压迫,形成一种言论方面的暴力行为。其实,群众暴力古已有之。哲学家苏格拉底为希腊大众所鸩杀,宗教家耶稣为罗马暴民钉上十字架,科学家布鲁诺为愚昧教会活活烧死。人们常以“不宽容”苛责精英,殊不知大众对精英更不宽容。

 

如今已是大众当令的时代,大众文化席卷全球的时代。大众来势汹汹,势不可挡,犹如水之就下。“精英”早就像朽木一般被这股激流冲到一边了。精英人物被边缘化了。他们缩在社会的角落里,好比路边的一两尊雕像,注视着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与时代的喧嚣、浮躁、繁忙恰成对照。雕像仅供少数人匆匆一瞥,少数人驻足观赏,少数人流连其下。“解构精英”是大众传媒时代最深孚人心的思潮。“精英人物”久已沦为谈资,“精英意识”被付诸脑后,“精英主义”则遭到耻笑。这个时代里,偶有一两个精英人物,欲作时代精神之中流砥柱,其效果无异于螳臂当车,并且难免化为齑粉的可能性。尼采早有遗言:“朋友,逃吧,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我看出你全身为毒蝇所伤害。逃到强暴的风吹着的地方去罢!……不要伸手去抵抗他们!他们多于恒河沙数,而你的命运不是蝇拍。”想当年,鲁迅先生曾经不忿“伸手去抵抗他们”,不幸地使自己的命运成为“蝇拍”,在与“市场之蝇”的搏斗中过早地耗费了生命。

 

但是尼采还说过,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好比雨点与闪电的关系。自乌云中将下的雨点,预告了闪电的到来。我想,与其说鲁迅像是“蝇拍”,不如说他更像闪电。无独有偶,记得国内也曾有学者比较过胡适和鲁迅,道是:胡适如阳光,鲁迅如闪电。阳光和闪电的共同对手是黑暗。闪电最多是刺破黑暗,让黑暗现形,阳光则能驱逐黑暗。此喻之偏袒胡适,可以一目了然。然而我很想补充一句,阳光常为乌云所遮蔽,为雨水所驱逐,而闪电却决不会被黑暗所吞噬。其实,闪电确与乌云共在,而阳光却不与黑暗并存。依我浅见,胡适决不会是什么驱逐黑暗的阳光,充其量也就是一支黑夜中照明的小小蜡烛罢了。烛光之于闪电的光芒,恰好是“萤火之于皓月”。鲁迅和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两大精英人物,但在我的心目中,鲁迅更是本色的精英,而胡适则只是并不怎么纯粹的精英。因而我对鲁迅和胡适的排名,绝对是“先鲁后胡”的。 (20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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